张载像（资料图片）

　　张载创立的关学是理学的源头之一

　　记者：今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张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哲学家，说熟悉是因为他的“四为句”很多人都能背出来，说陌生是因为除了“四为句”之外，我们对张载了解得很少。请您谈谈在中国哲学史上，张载是个怎样的人物？

　　林乐昌：对于张载其人其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我是这样看的：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史学大家陈寅恪、傅斯年、邓广铭语）。张载是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也是十一世纪伟大的哲学家。除了张载创立的关学，北宋还有周敦颐创立的濂学、程颢和程颐创立的洛学。这三大学派，是理学发展的源头，最具原创性。

　　北宋的西北边境经常遭受西夏、吐蕃侵扰，青年张载本来志在效命疆场。范仲淹奉命镇守陕西之后，青年张载前去拜见。范仲淹知人善教，对张载加以开导，使青年张载转而把一腔豪情投入复兴儒学的事业。张载具有坦白光明的人格，坚毅不拔的精神，大气磅礴的思想。他38岁中进士后，做过几任地方官。50岁时，张载赴京任职。次年，因弟弟张戬得罪王安石被罢官，张载便辞职返回故里。此后一直到逝世前的六七年间，除短期入朝外，张载一直在横渠镇讲学著书。张载一生著作很多，最有名的是《正蒙》《西铭》。作为开宗立派的理学大师，张载思想产生于关中地域，但其影响却是跨地域的，甚至是跨国界的。

　　记者：众所周知，关学起于关中。您认为，关学的主旨是什么，和其他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有何不同？关学对今天的陕西还有影响吗？

　　林乐昌：您的提问，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关于张载关学的主旨，以及关学与其他理学学派有何不同。我认为，张载关学的主旨是“天人合一”。儒学史上，张载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把它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据此建构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和话语体系。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说，天地是宇宙间的最高存在，它好像是人类的大父母，对天地的敬畏应当成为人类的信仰；人们应当通过自我修养逐步提升道德水平，并努力达到亲近天地的精神境界。张载的理学话语，除了“天人合一”之外，还包括您提到的“四为句”，以及“民胞物与”“以礼为教”“尊礼贵德”，“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变化气质”与“知礼成性”等等。这些话语，几乎都被后来的理学家沿用，也有很多成为宋明理学各派进行讨论的议题。北宋时期，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作为两个独立的学派，互有交往、互有影响，也互有批评。张载关学与其他学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二程不认同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天与人心本来就是同一的，何必言“合”？另外，在张载的理学体系中“天”（也称“天地”）是最高概念，而“理”和“道”则是低于“天”的次级概念。这与把“天理”“天道”看作理学最高概念的二程洛学和南宋的朱熹闽学都是不同的。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主要继承的是程颐的洛学，对张载关学既有汲取，也有批评。

　　第二，关于关学对今天陕西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比较广泛的。近40年来，我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在张载关学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产出了一大批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2019年12月，陕西师范大学组建了“关学研究院”，进一步整合了研究力量。为了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今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会。此外，位于张载故乡的横渠书院近年以新面貌重现于世，积极开展以张载关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讲习，一些学校将“关学与人文修养”作为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课程。

　　张载的“四为句”代表了宋学的根本精神

　　记者：张载的“四为句”历来有许多诠释，您如何理解“四为句”？为什么对后世会有至深的影响？

　　林乐昌：在长期的为政和学术生涯中，张载把自己的志向提炼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由于这四句话的每一句都以“为”字开头，因而可以简称作“四为句”。我曾经发表过两篇论文，对张载“四为句”做了比较全面的诠释。在第一篇论文里，我把“四为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为社会确立精神价值，为民众指明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这可以代表我对“四为句”的理解。

　　近千年来，张载“四为句”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南宋朱熹、文天祥等许多仁人志士都曾加以引述；近代以来，革命家李大钊、青年毛泽东和后来的许多政要都高度关注“四为句”；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曾引用“四为句”。为什么“四为句”从古到今传诵不衰，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作用看，北宋时期还没有从旧的社会秩序中得以完全恢复，因而张载等一批有志复兴儒学的士人认为必须优先解决价值秩序问题，从而为社会秩序奠定精神基础，进而开拓万世太平的局面。这里有必要借助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的评价。他认为，张载这四句话表现了“宋学的根本精神”，堪称“规模雄大”。总之，“四为句”代表了北宋的时代精神，因而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和强烈的鼓舞人心作用。

　　记者：我们读“四为句”的时候，胸中澎湃，但冷静过后，必须承认“四为句”中任何一“为”，在实践时都很难。张载对于实践“四为句”是否有一些论述，我们今天依旧能践行“四为”吗？

　　林乐昌：“四为句”的第一句最难解释。我认为，“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人的思维，也不是指天地固有的生成万物之心，而是指人的精神价值。张载在其著作中对“立心”有不少论述，今天的理解不应当脱离张载本人的解说。例如，张载主张“只将尊德性而道问学为心”。这里所谓“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价值，其涵义包括尊崇德性并探究服务于德性的知识。“为天地立心”，其实质是“立天理”之心。张载说：“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张载所谓“天理”，指道德价值的道理，其特点是“至公至众”，因而能够发挥“悦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作用，就是以儒家的道德精神打动人心，让天下人乐于接受。

　　如何评价张载等士人对“四为”的践行，以及我们今天是不是依旧能够践行“四为”？这里首先需要澄清，古今处理社会价值的方式是不同的。宋代的道德价值系统不是由朝廷统一颁布的，而是依赖有影响力的学术领袖提出，然后逐步得到社会认同，才得以发挥其作用的。例如，张载为社会提出的道德价值系统，是以“礼”和“仁”“孝”为核心的。不同理学家提出的社会价值名目大同小异，并具有互补性。由此不难发现，“四为句”前两句的两“立”体现了张载等士人对社会教化责任的自觉担当。张载一生付出努力最多、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正是“为往圣继绝学”的贡献，可以说他对这一“为”的践行堪称楷模。“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是张载等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经典表述，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不可能在当下的现实中一蹴而就。这在今天也是一样的。有了这样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是否依旧能践行“四为”的问题，我想首先“四为句”前两句涉及的社会价值系统及其对民众的影响，可以对应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社会作用，它是在国家层面集中了社会各界智慧之后提出的。其次，2017年1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颁布，体现了党和国家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这与“四为”第三句“为往圣继绝学”的内涵是一致的。最后，“四为”的第四句“为万世开太平”，与我国既关注现实，又放眼未来，对内强调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平共处的国策也是一致的。只要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对“四为”有所认同，今天的践行就是没有障碍的。在这里，特别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对全社会加以引领。

　　张载的“民胞物与”是对传统儒家仁爱观的突破

　　记者：我们读张载的《西铭》，他说“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能不能将此理解为博爱的精神？

　　林乐昌：《西铭》是张载撰写的千古名篇。“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所有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之人，都是我的兄弟，他们是困苦不堪而又无处哭诉的人。这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博爱的精神。这种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仁爱情怀，与《西铭》的“民胞物与”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张载从来没有使用过“博爱”这个词，他使用的说法是“爱必兼爱”，但“博爱”与“兼爱”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

　　记者：您长期研究张载的思想，有没有最使您感佩的一点或一个时刻？

　　林乐昌：张载的思想最使我感佩的一点，是他在《西铭》中提出的“民胞物与”主张。这一主张，以《周易》的“乾父坤母”作为宇宙论根源，以谋求平等之爱。《西铭》把宇宙看作一个大家庭，乾坤或天地是宇宙间的大父母，其他一切人或物都是这个宇宙大家庭的平等成员。这与早期儒家强调仁爱的血缘根据有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仁爱观的突破。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今天少数官员以权谋私，往往与裙带关系相伴随。裙带关系等血缘私情对社会主义平等价值观的侵蚀，值得警惕。张载把儒家传统的仁爱差等观改造为仁爱平等观，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林乐昌，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首席专家，著有《正蒙合校集释》《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等，编校《张子全书》等。）